我国严打非法采砂：那些主犯or从犯，法院通常如何认定？
发布时间：2020-11-25 作者：
内容来源 | 海法思享会 原创团
文章作者 | 林建宝
海砂、河砂作为重要的矿产资源，在目前众多工程项目中都被广泛使用，由于开采工艺相对简易，近年来，在非法利益的驱动下，非法采砂现象愈演愈烈。今年，海警部门重拳出击，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。
2020年9月25日，生态环境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张钧表示，今年以来，各级执法机构共查获海砂案件620起，查扣涉案船舶678艘、海砂560万吨，抓获涉案人员6813名，各级海警执法机构已查获盗采海砂案件同比增长425%，查扣涉案船舶、海砂分别同比增长360%、337%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，非法采砂情节严重的，涉嫌非法采矿罪，而在此类案件中，往往涉及多个环节，因此，共同犯罪较为多见。共同犯罪中，主犯、从犯的区分，关乎着最终量刑，这一点，往往也是该类案件在辩护过程中的重中之重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非法采矿类案件的主犯、从犯，又是如何认定的呢？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四条“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本解释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的，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：（一）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，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；
（二）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，既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，又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”、第五条“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，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，采挖海砂，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和本解释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的，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”。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福建省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数额标准的意见》第一条规定：实施非法采矿行为、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以上的；在国家规划矿区、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、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、或者在禁采区、禁采期内采矿，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。
因此，在未取得相关许可的情况下非法采砂，达到一定后果的，则涉嫌非法采矿罪。（注：各地关于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的情节严重标准不一，实际办案过程中，大家需注意区分）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主从犯的界定，主要围绕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、所起的作用进行区分，起主要作用的为主犯，起次要、帮助、辅助作用的为从犯。在非法采砂案件中，常涉及多个环节，角色众多，如采砂、运砂、购砂，甚至还有撮合砂石买卖的掮客，对于参与各方进行主、从犯认定时，问题会变得相当复杂，难以按照一个固定标准进行判断、衡量。接下来，我们通过几个具体案例，看看当前司法实践中，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案件相关环节人员的主、从犯认定问题。（一）赵成春等六人非法采矿一案【（2017）苏11刑终85号】2019年2月20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，其中赵成春等六人非法采矿，采砂船船主赵成春与运砂船船主赵来喜事前共谋非法采砂，并由赵来喜进行收购，最终两人因犯非法采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。
从犯意联络来看，赵成春与赵来喜二人事前共谋实施非法采砂活动；从操作流程分析，在非法采砂过程中，运砂与采砂不可分割；从犯罪目的来看，运输、销售是非法采砂谋取暴利的必然过程。赵成春与赵来喜分工协作，构成开采、运输、销售整体作案行为链，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，应属共同犯罪。赵来喜明知赵成春未取得采砂许可证，仍然事前共谋达成“打砂协议”，采取不可分割、缺一不可的联合作业形式进行非法采砂，构成非法采矿共同犯罪。（二）赵军、徐尚荣非法采矿一案【（2019）湘06刑终353号】赵军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，擅自非法开采江砂，并以每月5000元的工资雇佣徐尚荣为其管理采砂船。
杨克伦、刘宏长、金克多、董道伙、史香政、伍民安、程先兵明知赵军、徐尚荣等未取得采砂许可证，仍利用运输船在采砂作业现场付费接收赵军、徐尚荣非法开采的江砂，然后运输至上海市、江苏省等地。
赵军在非法采矿共同犯罪中为主犯，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；徐尚荣负责采砂船的日常管理，具体帮助赵军管理账目，包括生产量方、收款和付款等，系非法采矿实行行为的管理者和实施者，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；杨克伦、刘宏长、金克多、董道伙、史香政、伍民安、程先兵虽为运输船管理经营者，但其分别在采砂现场与采砂人员紧密配合，共同完成非法采砂作业，与赵军、徐尚荣构成非法采矿共同犯罪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。类似的案例还有（2020）皖04刑终49号季选普、胡庆引非法采矿一案、（2019）赣04刑终473号谢能强、万绍刚非法采矿一案。在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案件中，我们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：
采砂船船主是非法采砂过程中的犯意发起者、实际操控者及利益获得者，往往被认定为主犯；运砂船船主如存在事先通谋非法采砂，由于采砂、运砂双方紧密联系形成非法采砂的重要环节，司法机关在做出认定时，常根据运砂船船主在其中参与程度及扮演角色不同，将运砂船船主认定为主犯或从犯；
如上述案例中，作为运砂船船主的赵来喜，不仅负责运砂，还负责购砂，进而被一并认定为主犯，另外一则案例的运砂船船主，仅承担运输角色，配合运输非法采挖的江砂，进而被认定为从犯。
我们再来看看，在非法采砂行为的每个纵向环节，从船东到船长、船舶管理人员再到具体操作人员，他们又能否会被认定为共犯呢？在认定共犯时，他们的地位、作用又会如何认定？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规定：
“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，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，一般不以犯罪论处，但曾因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”；
实践中，对非法采砂活动中受雇佣人员的责任认定，除结合其参与利润分成、领取高额固定工资或者曾因非法采砂行为受过处罚外，往往还参考其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和主观过错，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分析评价：（1）是否明知他人未取得采砂许可证，仍为其提供开采、装卸、运输、销售等帮助行为；
（2）是否听命于雇主，是否具有一定自主管理职责；
（3）是否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帮助逃避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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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，我们从几个案例来看看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受雇佣人员的责任认定。
（一）黄志胜、林艺坤非法采矿罪一案【（2019）闽0681刑初641号】黄志胜在未办理海砂开采海域使用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，擅自利用其购买的“顺兴79号”船舶，以实际每月15000元高额工资雇请林艺坤担任船长，并安排林艺坤驾驶该船多次非法开采海砂共计30950立方米，价值319710元。
林艺坤明知没有办理海砂开采海域使用证和采矿许可证，仍受雇和管理船员实施非法采砂，具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，客观上实施采砂行为。
同时,林艺坤虽然领取固定工资，但并不是单纯提供劳务，而是具有管理职责的管理者，负责安排采砂过程中船上的一切事物，不同于一般受雇工人，对非法采矿过程的完成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，因此应认定为共犯。扫码了解更多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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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艺坤受黄志胜雇佣，担任船长，参与非法采挖海砂，在共同犯罪中，起次要作用，是从犯，应从轻处罚。（二）何后师、唐良富非法采矿一案【（2020）鄂12刑终88号】陈祥友在采砂船上负责与尤某联系及管理相关事务，姜坤负责日常生活及发放工资，被告人竺文文负责驾驶采砂船，被告人何文学负责修理机械设备，被告人李付兵负责放置吸砂管，戴某负责采砂，被告人秦青山在采砂船负责做饭。
陈祥友、姜坤、竺文文、何文学、李付兵、秦青山、戴某除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外，在每次采砂结束后领取江砂金额1％的小费，每次可获利几百元。上述人员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可减轻处罚。经检索相关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些受雇担任船长、船舶管事的人员，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，往往与船东一同被认定为共犯。此种情形下，采砂船船东作为利益享有者多被认定为主犯，船长、船舶管事常是受雇而来，此种情况下，其行为多是接受船东安排或指示，且并非非法利益的主要获得者，司法实践中也多认定其为从犯；但是，部分判决中也以“船长、船舶管事虽然系受他人授意，但也是非法采矿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和积极参加者”认定其为主犯，如（2019）粤05刑终210号康某九、康某州非法采矿一案及前述（2019）湘06刑终353号赵军、徐尚荣非法采矿一案。至于那些下游具体实施人员，如有相关利润分成，也常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如上述案件中只是负责做饭的秦某，因在领取固定工资之外，还有抽成，也被认定为共犯。下游具体操作人员，由于其受他人雇佣，仅参与部分环节事务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如需追究其刑事责任，也大都认定为从犯。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共同犯罪在参与主体、人员分工等方面具有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，从上述对比来看，在认定该类案件中的主、从犯时，司法机关不仅仅关注参与主体在案件中所处的环节、扮演的角色，还会结合其不同分工在全案中所起的具体作用。总的来说，参与管理职能越多、获利越高的，被认定为主犯的概率也就越大。具体到实践中，该类案件的涉案人员常常是在现场作业时被抓获，也就缺少了自首情节，此种情形下，从犯的认定就成为犯罪嫌疑人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重要筹码。正因如此，这也成为了律师们在该类案件辩护工作中的要点。
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法思享会原创团成员 世礼海关事务与贸易合规团队主要成员之一。林律师长期为包括央企在内的多家企业提供进出口关务风险、贸易合规咨询，代理企业处理多起进出口合同纠纷，同时，还专注代理涉嫌走私等经济型犯罪的刑事辩护，截至目前，已参与处理近百起刑事案件，其中包括数十起走私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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